据史料载：1935年1月4日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突破乌江后，即向遵义城挺进。黔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得知红军渡过乌江，率部撤往桐梓。黔军前敌总指挥侯汉佑所属3个团，约3000余人防守遵义城外围据点深溪水、桑木桠、忠庄铺、马鞍山、丰乐桥等地，城内有城防司令部及两个营防守。1月6日晨，红军先头团一军团二师六团在团长朱水秋、政委王集成率领下，从团溪镇冒雨出发。下午，一营到达深溪水山脚。山上守敌一个营，据守左右两个碉堡。因天下大雨，黔军毫无戒备。一营实施强攻，活捉200余人，其余皆击毙。经审问俘虏获悉，遵义守城黔军得知红军渡过乌江，己如惊弓之鸟，军心溃散。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指示朱水秋、王集成率领六团智取遵义城。经过认真筹划，6日晚，朱水秋团长和一营营长曾保堂，带领一营和一军团侦察连化装成溃退黔军，由10余名愿为红军效力的俘虏带路，从深溪水出发，经两小时急行军，午夜抵达来熏门曾保堂令俘虏向守城哨兵喊话，哨兵认为是自己人，就将城门打开了。朱水秋曾保堂等立即率部迅速冲入城内，占据城楼，守兵交枪投降。红军占领新城，驻于老城的黔军城防司令侯汉佑闻讯，连夜从北门向娄山关方向逃走。黔军大部人马丢弃老城从北门溃逃。红军当即阻击，迅速攻占老城，占领黔军城防司令部，俘虏黔军几百名，缴获大批枪支弹药。7日凌晨，刘伯承率红军大部队进城，宣告遵义解放。
率领红军先头团以少胜多智取遵义城红六团团长朱水秋，1937年8月担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首任团长，时任团政委是后来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的邱创成中将。1938年，朱水秋战伤发作，请假到武汉协和医院医治。在武汉治伤期间，湘鄂赣特委负责人罗梓铭到长江局汇报工作，见到同乡老友朱水秋。为加强后方抗日力量，他向长江局领导力荐朱水秋到特委工作。经周恩来、叶剑英批准，朱水秋调任湘鄂赣特委军事部长，在新四军平江通讯处（特委秘密机关）工作。1939年6月12日震惊中外的“平江惨案”发生，罗梓铭等六位特委负责人惨遭杀害，朱水秋因公外出幸免于难。由于他此后更名改姓从事党的地下工作，以至于他被很多人误以为已经在“平江惨案”中牺牲。在新中国成立后，仍有一些书籍误将朱水秋也作为“平江惨案”牺牲的烈士来记述。
惨案发生后，湘鄂赣边区斗争形势更加严峻。特委决定派朱水秋回家乡浏阳县，与朱冬枚等同志挑起县委工作重担。为躲避敌人的迫害，他又转移到湖南湘乡县，化名张山福，以织布为掩护，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恶化，抗战胜利后，朱水秋回到家乡，隐姓埋名，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农民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组织上开展寻找离散红军人员的工作。经过认真的调查核对，发现他虽然多年离开革命队伍，但没有叛党变节。于是组织上按当时的相关政策，恢复了朱水秋的团级干部待遇，任命他为浏阳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，并在浏阳县城为他安置了住房。
1955年，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，朱水秋得知自己的老战友、老搭档被授予上将、中将、少将军衔，而自己在很多战友、部下的眼中俨然“烈士”、“失踪者”。为此，他专门乘火车到北京，一是见一下多年未见的老战友，二是想请组织上落实政策。北京军区领导特地通知朱水秋老战友、时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少将曾保堂来京陪同。看到老战友们一个个威风凛凛，肩扛将星，朱水秋百感交集，心想如果不是1938年的战伤折磨，如果不是在武汉治病时与老乡的那次偶然相遇，朱水秋的命运完全可以改变，他也有可能佩戴上闪闪的将星。看出老战友心思的曾保堂，深情地对他说：“老朱呀，你是老党员，你是我的老领导，是我的老战友，你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。你这种情况在全国是很多的，当初因伤转业到地方的人很多，相信党组织会逐步解决的。”听了老战友推心置腹的一番话，朱水秋很快也就释然了。
1959年，朱水秋因旧伤复发离休退养。他经常义务向青少年作革命传统报告，用自己的革命经历教育后人。在1992年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时，他在接受费侃如采访时说，当初革命，就是为了让大家不再过当牛做马的日子。今天能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他已经很知足了。1994年8月，朱水秋在浏阳病逝，享年84岁。一位红军队伍里赫赫有名、战功卓著的团长，最终回归了淡泊，在平凡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。
（本文选自作者所著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的《遵义会议100“趣”》一书，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室主任、研究馆员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