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1月7日凌晨，红六团一营营长曾保堂率部诈取遵义城。进城后，曾保堂等一边做群众工作，一边查封军阀、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，开仓济贫。由于敌人逃跑前曾破坏了电厂，曾保堂便找到了电厂工程师，并动员了一批老工人，在进城的第二天晚上就恢复了供电。受尽国民党黔军军阀侯之担剥削奴役之苦的遵义群众，看到红军纪律严明，厚待百姓，不禁欢天喜地，纷纷庆祝解放。而红军如神兵天降般强渡乌江、智取遵义的胜利，更是在群众中传为美谈。老百姓纷纷走出家门，成群结队，想看看进城的红军是什么样子。有的还满街寻找“水马”，碰到红军就问“水马司令”在哪里。

      “没啥子特别，身上全是烂泥巴。”不过，即使看到了红军，百姓们还是围着不走，因为自乌江那边打起来之后，逃到这里的黔军都说，渡乌江的红军个个身穿“盗甲”，骑着“水马”，在乌江江面上行走如履平地。后来红军才知道，原来敌军为了掩盖败绩，四处散布谣言，说红军是“水马”帮助过的乌江。
      为了迷惑敌人，鼓舞士气，红六团通信主任刘正故意在营长曾保堂的房门上，写上“第一水马司令部驻此”九个大字。结果百姓们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，要求看看红军的“水马”和“盗甲”是什么样子，他们还想看看“第一水马司令”长得是不是人的模样。曾保堂拿出一顶钢盔给他们看，他们不满足，非要看水马和盔甲不行。曾保堂故意逗笑说：“水马盔甲是军事秘密，不能看！”可曾保堂走到哪里，他们就围到哪里，说他是“第一水马司令”，能“飞檐走壁”，那么高的遵义城墙一蹦就上来了。曾保堂想，这正好是个宣传群众的机会。于是，他对大家说：“我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，是领导穷人翻身解放的；我们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，我们一不拉夫，二不派款，三不打人骂人，要打的只是王家烈、侯之担这样的军阀恶霸、土豪劣绅。希望大家组织起来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。”“第一水马司令”的话，不时被群众的掌声所打断。
      同时，看到部队缺少补给，曾保堂还利用自己是“第一水马司令”，是遵义百姓争相一睹为快的“名人”，做起了生意：把爆米花和糖拌在一起，做成爆米花糕拿到街上去卖。群众吃爆米花糕要泡上开水，曾保堂就顺便把开水也带上一起卖了。另外，还捎带卖白金龙的香烟。于是，在遵义街上出现了“第一水马司令”曾保堂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和谐场景：他像遵义本地商贩一样担着一个挑子,一头挑开水壶(白铁皮打制的,壶内盛水、壶底灶箱里是燃红的木炭)，一头挑小箩筐，盛着碗瓢和物品，前头还挂四方玻璃灯，奔走于大街小巷叫卖，向过往行人兜售。顾客可用开水冲碗，米花打旋，香气喷鼻，既解渴又冲饥。当时曾保堂的战友们，便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“曾保堂开水”。

      由于“第一水马司令”买卖公平，对人和气，物美价廉，贫富皆宜，因此“曾保堂开水”深受遵义群众的欢迎。这使他的生意越做越有板有眼，越做越有名气，为解决红军的给养，作出了一定的努力。而在接下来的长征中，“曾保堂开水”这个外号，还闹出了一段笑话。红军撤离遵义后，六团通信主任刘正和宣传队一起打前站，刷红色标语，宣传革命思想。为了缓解部队行军的疲劳，刘主任就故意写下了“曾保堂开水”几个字。部队指战员行军到此，疲劳了，抬头一看到处写着“曾保堂开水”，就都哈哈笑了起来。这个笑话一直在长征路上流传着，成为残酷的战争年代红军指战员们记忆深刻的“开心果”。以至于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曾保堂当年的老战友、原炮兵一位副司令员到山西看他时，还煞有介事的向曾保堂大女儿介绍起这件趣事。

      值得一提的是，曾保堂这位长征中的“生意佬”，还于1982年春天，再一次来到遵义。踏上47年战斗过的地方，他心潮澎湃，思绪万千。他不停地到处走到处看，兴致勃勃地寻访了当年的战斗遗址，重温了智取遵义的经过，并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即兴挥笔题字“重游遵义”，为革命圣地留下了珍贵的墨宝。
 

（本文选自作者所著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的《遵义会议100“趣”》一书，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室主任、研究馆员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