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位81岁的老人,是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乡团结村原支书。团结村缺水,为解决喝水、灌溉难题,从20世纪60年代起,历时40余年,他带领群众在绝壁上硬生生凿出一条主渠长7200米、支渠长2200米的水渠。当地群众说这条渠是“生命渠”,并称它为“大发渠”。
“大发渠”的故事,口口相传,“大发渠”盘绕在大山之间,已成当地最壮丽的景观。黄大发,这位已有57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,不仅带领群众凿水渠,还带领群众坡改梯、修路、修学校、架电线搞建设,把一生都付诸在团结村的发展之中。
一个党员
挑起一个村的责任
“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……”
1959年,在枫香区野彪乡(现平正乡)党委书记蔡银成和野彪乡人民公社社长袁正伦的见证下,24岁的黄大发举右手、握拳头,面对鲜红的党旗,庄严宣誓入党。
“勤勤恳恳、踏踏实实为党,为人民。”黄大发一字一顿大声念出誓词。
宣誓结束后,蔡银成几大步跨到黄大发面前,双手拍在黄大发肩上:“好好干!”
黄大发是孤儿,没读过书,一字不识。蔡银成知道,入党申请书全是大发自己想好了,找先生写下来的。入党誓词他哪念得出来,私下不晓得请人教着背了多少次。蔡银成是黄大发的入党介绍人,也是他极力推荐大发当选野彪乡草王坝大队大队长。
草王坝大队多数人姓徐,黄姓没几户,听说乡里推举黄大发当大队长,已有不少人发出反对声。
会有反对声,蔡银成事先不是不知道。但是向组织推荐黄大发,蔡成银心里有底。一年前,黄大发参加深耕,蔡银成就观察到,劳动最积极的是他,站岗、放哨最认真的也是他,谁有点事需要帮忙,他也总是第一个跳出来。
蔡银成没有看错。1959年,黄大发当上大队长后,带领草王坝大队完成了5万斤粮食任务,当时别说野彪乡,整个枫香区完成这个数目的也只有他一人。因为这个,黄大发第一次得到全县表彰。
不省心的事还是来了。1959年下半年后,粮食入仓,草王坝粮食不够吃。黄大发自己也饿,但是更急:老百姓一个个饿得直哼唧。
黄大发看不下去,咬着牙,独自一人把集体的耕牛牵到了食堂。他要把牛杀了救人。
这是集体牛,队上有人知道大发要杀牛,却都不敢帮忙。黄大发硬是自己一刀一刀把牛头割了下来。这是黄大发第一次杀牲口。
食堂的大锅沸腾起来,大块的牛肉在锅里翻转。村民们都来了。分肉时,有人悄悄从锅里拿起肉往嘴里塞,黄大发站在高处,拍着胸脯喊:“大家不要急,也不要私拿。我向大家保证,杀牛,后果由我一个人担。分肉,我保证人人都能吃到,都能吃好。”
黄大发早已想好,命没了还谈什么以后?只要救得了群众的命,什么后果他都愿承担。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乡亲缓过了气,黄大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。
区委工作队来了,黄大发在大会上发言:“我杀牛是错误的。但我是为了救人。”这件事,区里没有追责。
因为这件事,原先村里几户没少给黄大发找麻烦的徐姓人家,也开始对这个黄大队长另眼相看。黄大发渐渐地得到村民认可。
当了村里的大队长,就要时时为村民着想。村里最大的难题,常让黄大发辗转难眠。
“山高石头多,出门就爬坡,一年四季苞谷沙,过年才有点米汤喝。”这是草王坝群众自编的民谣。草王坝,因为没有水源,石漠化极其严重。全村少有水稻,土里多是玉米、红薯和土豆。
“草王坝,火烧大。”说的是这里的旱情。没有水,农民不敢种水田,只能吃玉米碾碎成的包沙饭。遇到天干,群众只能在包沙饭中添些洋芋或野菜凑合着吃。
说起草王坝,黄大发认为一切源于一个穷字,无水就是草王坝的穷根。
这是老天给的难题,黄大发却不愿认命。他在心里暗暗立下誓言:拔除缺水的穷根,让群众吃饱饭!
从此,黄大发和水,结下了解不开的“缘”。
两次奋斗
凿出生生念念的“生命渠”
与草王坝缺水的窘境相比,几公里外的野彪村水源富足。只不过两村之间被大山绝壁隔断。
“如果能修一条水渠,把野彪村的水引过来,就能解决全村的饮水和灌溉了。”黄大发和村民想法一致。
说起修渠引水,村民夏时江说,这是全村人最大的梦想:过去全村只有一口望天水井,井里的水是雨水从山脚的石头缝里一点点渗出来的。男女老少不分昼夜排队挑水,一个多小时才能等到一挑水。没有水,种不了水稻,要吃上白花花的米饭,简直是妄想!
在积极争取下,黄大发与村民的愿望得到了上级政府的支持。
1963年,名为“红旗水利”的工程在团结村村民的吆喝声中动工。按设想,这条水利工程建成后,将把距离草王坝7公里外的野彪村马家河沟的水引过来。
为什么叫“红旗水利”?
半个世纪前,我国林州的开山者,绝壁凿石,挖渠饮水,在太行之巅插上了一面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旗,谓之红旗渠。“红旗水利”,就是寓意打造一条遵义的“红旗渠”。指挥长便是黄大发。
10余年的修渠,没有技术,测量就靠树起竹竿,两边人用眼睛瞄；缺乏水泥,沟壁直接糊上黄泥巴；“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导洪沟,分流渠。”黄大发说起当时的蛮干,至今不忘。
苦头吃尽了,效果没出来。洪水一来,几下子就把沟渠冲垮了。修修补补十几年,水就是进不了草王坝。
“散了,散了。”村民们心灰意冷了,纷纷打起退堂鼓。
水进不来,群众走散了,再也聚不拢；干部神散了,做事心不齐。黄大发难过得睡不好觉,心头针钻般痛。
“他看准的问题,一定要干到底。”同是指挥队成员的徐国泰回忆那时的黄大发,“他不止一次说,这辈子我们干不出来,村民不仅要接着受苦,后几辈子人还会跟着受罪。”
黄大发暗下决心,不能放弃。他四处求教自学水利技术,几年间能去的水库沟渠工程他都走访了一遍。
1989年,已是53岁的黄大发,向组织申请到乡水利站跟班学习。
三年学习时间,黄大发自信掌握了修渠的程序,看懂了其中的奥妙。
在一次全乡大会聚餐时,一位干部的话深深刺痛了他。“黄书记,是大米饭好吃,还是你们草王坝的苞谷沙好吃呢?”
第二天,黄大发打道回府,回家重启修渠计划。经过专业测绘和精心谋划,修渠项目再次得到县、乡政府同意,答应给6万元现金和38万斤玉米。
水利站有些不相信村民再次修渠的决心,给村民们出了一道难题:草王坝能在第二天早上凑齐1万元现金,作为规划押金,我们技术人员马上到位。
黄大发在现场没吭气,扭头当天赶回村子,紧急召开会议,挨家挨户做工作。
动员会上,有村民抵制。带头的就是黄大发的舅公杨春发。“大发,你要把水引过来,我拿手板心给你煮饭吃。”但会散后,杨春发还是悄悄将39元钱塞进黄大发的手里。
几斤黄豆,几只鸡,几斤蜂糖,陆陆续续凑到村干部手中,以便黄大发和村干部们第二天拿到场口卖了换钱。加上零碎的钞票。到中午12点,皱皱巴巴的1万元,准时不落地交到了水利站负责人的手里。
1992年春天,大发渠动工。
每天,200多人的队伍跟着黄大发修渠。施工队负责在前面用油钻机凿石壁打槽,村民在后面跟着填土方,干得热火朝天。
放炮的炸材是黄大发去18公里外的李村购买背回来的。天亮出门,深夜回来。一次,下起大雨,为了工期,只能背着炸材冒雨前行。路上摔了好几跤,脚底磨破皮,全身湿透了。炸材却一点没受淋。
道路不通,是制约修渠的一大困难。黄大发去城里拉水泥,到离草王坝30公里的地方突然下大雨涨水,车陷入泥潭过不了。司机跑到人家户找睡处,黄大发怕水泥被偷,在水泥袋上,守了一夜。
修水渠除了有技术难题,最直接的是每天都要面对万丈深渊。水渠修下来,差点干不下去的大困难遇到不下头十个。紧要关头,都有黄大发的身影。
“砖拐岩,地形复杂,大家打了退堂鼓。他把所有人都叫拢。如果哪天,哪一次他不去,工程肯定进行不下去。”
“有个地方石头风化太严重,打出了好多石花花,有半壁山样子堆着,是他想了‘偷梁换柱’的办法……”
“三皮岩,是个陡岩,有700米,炮不敢打,是他解决的。”
……
徐国泰记得清楚,擦耳岩是最艰险的一段,壁立千仞,稍一不慎,就会跌落300米高的悬崖,悬崖上没有树枝,全是秃岩,看着就叫人心惊胆战。岩壁中间有个凸起,挡了视线,看不见背面情况,没人敢动工,外头花钱请来的施工队也停下了手脚:“太危险了,给多少都不干。”
“黄支书用大绳把腰拴着,翻了过去……”看了地形,黄大发带着200多乡亲,硬是靠着风钻和钢钎、二锤这些简单工具,在离地面高近300米的悬崖上开凿出一条长170米的水渠。
克服重重困难,经过两年多难以想象的辛苦努力,一条跨3个村,10余个村民组,主渠长7200米,支渠长2200米的大渠终于竣工。
汩汩的清水流到草王坝,解决了数百户群众人畜饮水难题,满足了稻田灌溉用水。草王坝从此旱涝保收,彻底结束了滴水贵如油的历史。
三个不忘
高举信仰的火炬
黄大发有三个不忘:不忘记党,不忘记人民,不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。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
2014年,平正乡开大会,黄大发作为团结村退休的老支书,也参加了会议。轮到黄大发发言,他将团结村情况,还需要解决的问题,以后发展的方向,说得头头是道,平正乡党委书记张文富听后,心里暗起敬意。
会后,张文富拉住黄大发,问他还有什么想法没有。
黄大发说的话,让张文富至今记忆犹新。他说:“张书记,我在这里干了几十年,现在这把年纪了,我就想去省城,看看省委、省政府,我就了心愿了。”
“一个共产党员,几十年为党为人民干了那么多事,他想去省城,就是去为党委政府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啊。”
黄大发是交了合格答卷的。
他1959年当大队长,1963年当村主任,1966年起担任草王坝村党支部书记,直到70岁,才退下岗位。听说他不再任支书,村民们数次挽留,不少人找上门:“黄支书,我们缺不了你。”
村民们已经习惯了有他,这么几十年,村里大大小小不管有什么事,黄支书从没有缺席过。苦的事、难的事,他总是第一个上；好事却从来不沾边。
修水渠时,用的水泥堆得山一样高,每次拉水泥,车厢里撒落的水泥他总要仔细清扫入库。他妻子想用一碗水泥来补一补灶台,他坚决拒绝。在工地工作,本来有工作餐,但他坚持自带伙食。
“和他搭档几十年了,精神可以学,但他那种决心我是真做不来。”71岁的杨春有是村里的老会计,修渠那几年,两人买炸药、水泥,过手的钱就是20几万元,但黄大发身上就没有揣过100元以上的现金。“抠啊,真是抠得很。”工地上天天要钱付账,三天两头两人就往镇财政所跑。住,3元钱一晚的旅社；吃,将就一碗饭,不然就一块泡粑当顿,连1角3分钱买包烟都买不起。
“集体的事怎么硬都行,自家的事怎么软都成。”这是黄大发爱说的一句话。当村支书这些年,家里6个儿女,都没沾上一丁点好处。
家里人沾不上他的好处。村里哪点出了事情,他却干得比谁都起劲。
听说村小学的女厕所破旧不堪,黄大发心里惦记。自己掏钱买来水泥、石灰,自己不方便去,就让两个女儿拿着工具去女厕所粉刷。
为改变家乡贫困面貌,黄大发用了半辈子坚持带领群众在悬崖绝壁上凿渠引水。水渠修通后,他继续带领群众坡改梯、修路、修学校、架电线搞建设。
努力终究带来了变化。如今的草王坝,虽然还没有整体脱贫,但百姓的荷包却日渐鼓起来。因为草王坝有了水,有了路,有了电,一条宽阔的公路绕村而过。乡亲们依靠大发渠引来的水,发展养殖业,脱贫的群众越来越多,村民们建起了一幢幢新房。
和草王坝相邻的8村民组的40户139位贫困村民,依靠政府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,将在年底举家搬到这里。这个曾经娶不来媳妇的“光棍村”、人人往外跑的穷山村,现在已是条件好的扶贫安置点。
村民们离不开黄大发,因为这个老支书睿智、勇敢、坚毅。搭档徐国泰,却看见黄大发哭过两次:
第一次,水渠还正在修。那一阵,黄支书家出了好些事。20出头的四女儿不幸得了肾炎,床上躺了几个月就“走”了。几个月后,13岁的大孙子突发脑膜炎,全家人都在工地上,发现迟了也“走”了。
第二次看见他哭,是1994年4月22日水渠通水的那一天。黄支书上台发言时竟然哭了,“他那么坚强的人,一心就为修这条渠。看到他哭,我们也跟着哭。”
冬至将至,深山却未起寒意。今年是个暖冬,对处于低海拔的团结村来说,气温就更高些了。
天未全亮,团结村原支书黄大发家已升起炊烟。
70岁从支书岗位上退下后,黄大发除了继续维护水渠,就是务农。他的家,是一栋砖木结构的老民房,一个堂屋,两边各有厢房。一个旧木板搭建的简易猪圈斜斜倚靠在房子一角。房前,用水泥浅浅抹了一层的院坝,边角处长了青苔。再往外,是一块旱田。这房子,与周围几家两层楼高瓷砖房相比,显得清冷。老支书的名字却早已从这简旧民房里,传到了山外的大千世界。
“大发渠”的故事,口口相传,“大发渠”盘绕在大山之间,已成当地最壮丽的景观。黄大发,这位已有57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,不仅带领群众凿水渠,还带领群众坡改梯、修路、修学校、架电线搞建设,把一生都付诸在团结村的发展之中。
一个党员
挑起一个村的责任
“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……”
1959年,在枫香区野彪乡(现平正乡)党委书记蔡银成和野彪乡人民公社社长袁正伦的见证下,24岁的黄大发举右手、握拳头,面对鲜红的党旗,庄严宣誓入党。
“勤勤恳恳、踏踏实实为党,为人民。”黄大发一字一顿大声念出誓词。
宣誓结束后,蔡银成几大步跨到黄大发面前,双手拍在黄大发肩上:“好好干!”
黄大发是孤儿,没读过书,一字不识。蔡银成知道,入党申请书全是大发自己想好了,找先生写下来的。入党誓词他哪念得出来,私下不晓得请人教着背了多少次。蔡银成是黄大发的入党介绍人,也是他极力推荐大发当选野彪乡草王坝大队大队长。
草王坝大队多数人姓徐,黄姓没几户,听说乡里推举黄大发当大队长,已有不少人发出反对声。
会有反对声,蔡银成事先不是不知道。但是向组织推荐黄大发,蔡成银心里有底。一年前,黄大发参加深耕,蔡银成就观察到,劳动最积极的是他,站岗、放哨最认真的也是他,谁有点事需要帮忙,他也总是第一个跳出来。
蔡银成没有看错。1959年,黄大发当上大队长后,带领草王坝大队完成了5万斤粮食任务,当时别说野彪乡,整个枫香区完成这个数目的也只有他一人。因为这个,黄大发第一次得到全县表彰。
不省心的事还是来了。1959年下半年后,粮食入仓,草王坝粮食不够吃。黄大发自己也饿,但是更急:老百姓一个个饿得直哼唧。
黄大发看不下去,咬着牙,独自一人把集体的耕牛牵到了食堂。他要把牛杀了救人。
这是集体牛,队上有人知道大发要杀牛,却都不敢帮忙。黄大发硬是自己一刀一刀把牛头割了下来。这是黄大发第一次杀牲口。
食堂的大锅沸腾起来,大块的牛肉在锅里翻转。村民们都来了。分肉时,有人悄悄从锅里拿起肉往嘴里塞,黄大发站在高处,拍着胸脯喊:“大家不要急,也不要私拿。我向大家保证,杀牛,后果由我一个人担。分肉,我保证人人都能吃到,都能吃好。”
黄大发早已想好,命没了还谈什么以后?只要救得了群众的命,什么后果他都愿承担。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乡亲缓过了气,黄大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。
区委工作队来了,黄大发在大会上发言:“我杀牛是错误的。但我是为了救人。”这件事,区里没有追责。
因为这件事,原先村里几户没少给黄大发找麻烦的徐姓人家,也开始对这个黄大队长另眼相看。黄大发渐渐地得到村民认可。
当了村里的大队长,就要时时为村民着想。村里最大的难题,常让黄大发辗转难眠。
“山高石头多,出门就爬坡,一年四季苞谷沙,过年才有点米汤喝。”这是草王坝群众自编的民谣。草王坝,因为没有水源,石漠化极其严重。全村少有水稻,土里多是玉米、红薯和土豆。
“草王坝,火烧大。”说的是这里的旱情。没有水,农民不敢种水田,只能吃玉米碾碎成的包沙饭。遇到天干,群众只能在包沙饭中添些洋芋或野菜凑合着吃。
说起草王坝,黄大发认为一切源于一个穷字,无水就是草王坝的穷根。
这是老天给的难题,黄大发却不愿认命。他在心里暗暗立下誓言:拔除缺水的穷根,让群众吃饱饭!
从此,黄大发和水,结下了解不开的“缘”。
两次奋斗
凿出生生念念的“生命渠”
与草王坝缺水的窘境相比,几公里外的野彪村水源富足。只不过两村之间被大山绝壁隔断。
“如果能修一条水渠,把野彪村的水引过来,就能解决全村的饮水和灌溉了。”黄大发和村民想法一致。
说起修渠引水,村民夏时江说,这是全村人最大的梦想:过去全村只有一口望天水井,井里的水是雨水从山脚的石头缝里一点点渗出来的。男女老少不分昼夜排队挑水,一个多小时才能等到一挑水。没有水,种不了水稻,要吃上白花花的米饭,简直是妄想!
在积极争取下,黄大发与村民的愿望得到了上级政府的支持。
1963年,名为“红旗水利”的工程在团结村村民的吆喝声中动工。按设想,这条水利工程建成后,将把距离草王坝7公里外的野彪村马家河沟的水引过来。
为什么叫“红旗水利”?
半个世纪前,我国林州的开山者,绝壁凿石,挖渠饮水,在太行之巅插上了一面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旗,谓之红旗渠。“红旗水利”,就是寓意打造一条遵义的“红旗渠”。指挥长便是黄大发。
10余年的修渠,没有技术,测量就靠树起竹竿,两边人用眼睛瞄；缺乏水泥,沟壁直接糊上黄泥巴；“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导洪沟,分流渠。”黄大发说起当时的蛮干,至今不忘。
苦头吃尽了,效果没出来。洪水一来,几下子就把沟渠冲垮了。修修补补十几年,水就是进不了草王坝。
“散了,散了。”村民们心灰意冷了,纷纷打起退堂鼓。
水进不来,群众走散了,再也聚不拢；干部神散了,做事心不齐。黄大发难过得睡不好觉,心头针钻般痛。
“他看准的问题,一定要干到底。”同是指挥队成员的徐国泰回忆那时的黄大发,“他不止一次说,这辈子我们干不出来,村民不仅要接着受苦,后几辈子人还会跟着受罪。”
黄大发暗下决心,不能放弃。他四处求教自学水利技术,几年间能去的水库沟渠工程他都走访了一遍。
1989年,已是53岁的黄大发,向组织申请到乡水利站跟班学习。
三年学习时间,黄大发自信掌握了修渠的程序,看懂了其中的奥妙。
在一次全乡大会聚餐时,一位干部的话深深刺痛了他。“黄书记,是大米饭好吃,还是你们草王坝的苞谷沙好吃呢?”
第二天,黄大发打道回府,回家重启修渠计划。经过专业测绘和精心谋划,修渠项目再次得到县、乡政府同意,答应给6万元现金和38万斤玉米。
水利站有些不相信村民再次修渠的决心,给村民们出了一道难题:草王坝能在第二天早上凑齐1万元现金,作为规划押金,我们技术人员马上到位。
黄大发在现场没吭气,扭头当天赶回村子,紧急召开会议,挨家挨户做工作。
动员会上,有村民抵制。带头的就是黄大发的舅公杨春发。“大发,你要把水引过来,我拿手板心给你煮饭吃。”但会散后,杨春发还是悄悄将39元钱塞进黄大发的手里。
几斤黄豆,几只鸡,几斤蜂糖,陆陆续续凑到村干部手中,以便黄大发和村干部们第二天拿到场口卖了换钱。加上零碎的钞票。到中午12点,皱皱巴巴的1万元,准时不落地交到了水利站负责人的手里。
1992年春天,大发渠动工。
每天,200多人的队伍跟着黄大发修渠。施工队负责在前面用油钻机凿石壁打槽,村民在后面跟着填土方,干得热火朝天。
放炮的炸材是黄大发去18公里外的李村购买背回来的。天亮出门,深夜回来。一次,下起大雨,为了工期,只能背着炸材冒雨前行。路上摔了好几跤,脚底磨破皮,全身湿透了。炸材却一点没受淋。
道路不通,是制约修渠的一大困难。黄大发去城里拉水泥,到离草王坝30公里的地方突然下大雨涨水,车陷入泥潭过不了。司机跑到人家户找睡处,黄大发怕水泥被偷,在水泥袋上,守了一夜。
修水渠除了有技术难题,最直接的是每天都要面对万丈深渊。水渠修下来,差点干不下去的大困难遇到不下头十个。紧要关头,都有黄大发的身影。
“砖拐岩,地形复杂,大家打了退堂鼓。他把所有人都叫拢。如果哪天,哪一次他不去,工程肯定进行不下去。”
“有个地方石头风化太严重,打出了好多石花花,有半壁山样子堆着,是他想了‘偷梁换柱’的办法……”
“三皮岩,是个陡岩,有700米,炮不敢打,是他解决的。”
……
徐国泰记得清楚,擦耳岩是最艰险的一段,壁立千仞,稍一不慎,就会跌落300米高的悬崖,悬崖上没有树枝,全是秃岩,看着就叫人心惊胆战。岩壁中间有个凸起,挡了视线,看不见背面情况,没人敢动工,外头花钱请来的施工队也停下了手脚:“太危险了,给多少都不干。”
“黄支书用大绳把腰拴着,翻了过去……”看了地形,黄大发带着200多乡亲,硬是靠着风钻和钢钎、二锤这些简单工具,在离地面高近300米的悬崖上开凿出一条长170米的水渠。
克服重重困难,经过两年多难以想象的辛苦努力,一条跨3个村,10余个村民组,主渠长7200米,支渠长2200米的大渠终于竣工。
汩汩的清水流到草王坝,解决了数百户群众人畜饮水难题,满足了稻田灌溉用水。草王坝从此旱涝保收,彻底结束了滴水贵如油的历史。
三个不忘
高举信仰的火炬
黄大发有三个不忘:不忘记党,不忘记人民,不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。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
2014年,平正乡开大会,黄大发作为团结村退休的老支书,也参加了会议。轮到黄大发发言,他将团结村情况,还需要解决的问题,以后发展的方向,说得头头是道,平正乡党委书记张文富听后,心里暗起敬意。
会后,张文富拉住黄大发,问他还有什么想法没有。
黄大发说的话,让张文富至今记忆犹新。他说:“张书记,我在这里干了几十年,现在这把年纪了,我就想去省城,看看省委、省政府,我就了心愿了。”
“一个共产党员,几十年为党为人民干了那么多事,他想去省城,就是去为党委政府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啊。”
黄大发是交了合格答卷的。
他1959年当大队长,1963年当村主任,1966年起担任草王坝村党支部书记,直到70岁,才退下岗位。听说他不再任支书,村民们数次挽留,不少人找上门:“黄支书,我们缺不了你。”
村民们已经习惯了有他,这么几十年,村里大大小小不管有什么事,黄支书从没有缺席过。苦的事、难的事,他总是第一个上；好事却从来不沾边。
修水渠时,用的水泥堆得山一样高,每次拉水泥,车厢里撒落的水泥他总要仔细清扫入库。他妻子想用一碗水泥来补一补灶台,他坚决拒绝。在工地工作,本来有工作餐,但他坚持自带伙食。
“和他搭档几十年了,精神可以学,但他那种决心我是真做不来。”71岁的杨春有是村里的老会计,修渠那几年,两人买炸药、水泥,过手的钱就是20几万元,但黄大发身上就没有揣过100元以上的现金。“抠啊,真是抠得很。”工地上天天要钱付账,三天两头两人就往镇财政所跑。住,3元钱一晚的旅社；吃,将就一碗饭,不然就一块泡粑当顿,连1角3分钱买包烟都买不起。
“集体的事怎么硬都行,自家的事怎么软都成。”这是黄大发爱说的一句话。当村支书这些年,家里6个儿女,都没沾上一丁点好处。
家里人沾不上他的好处。村里哪点出了事情,他却干得比谁都起劲。
听说村小学的女厕所破旧不堪,黄大发心里惦记。自己掏钱买来水泥、石灰,自己不方便去,就让两个女儿拿着工具去女厕所粉刷。
为改变家乡贫困面貌,黄大发用了半辈子坚持带领群众在悬崖绝壁上凿渠引水。水渠修通后,他继续带领群众坡改梯、修路、修学校、架电线搞建设。
努力终究带来了变化。如今的草王坝,虽然还没有整体脱贫,但百姓的荷包却日渐鼓起来。因为草王坝有了水,有了路,有了电,一条宽阔的公路绕村而过。乡亲们依靠大发渠引来的水,发展养殖业,脱贫的群众越来越多,村民们建起了一幢幢新房。
和草王坝相邻的8村民组的40户139位贫困村民,依靠政府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,将在年底举家搬到这里。这个曾经娶不来媳妇的“光棍村”、人人往外跑的穷山村,现在已是条件好的扶贫安置点。
村民们离不开黄大发,因为这个老支书睿智、勇敢、坚毅。搭档徐国泰,却看见黄大发哭过两次:
第一次,水渠还正在修。那一阵,黄支书家出了好些事。20出头的四女儿不幸得了肾炎,床上躺了几个月就“走”了。几个月后,13岁的大孙子突发脑膜炎,全家人都在工地上,发现迟了也“走”了。
第二次看见他哭,是1994年4月22日水渠通水的那一天。黄支书上台发言时竟然哭了,“他那么坚强的人,一心就为修这条渠。看到他哭,我们也跟着哭。”
冬至将至,深山却未起寒意。今年是个暖冬,对处于低海拔的团结村来说,气温就更高些了。
天未全亮,团结村原支书黄大发家已升起炊烟。
70岁从支书岗位上退下后,黄大发除了继续维护水渠,就是务农。他的家,是一栋砖木结构的老民房,一个堂屋,两边各有厢房。一个旧木板搭建的简易猪圈斜斜倚靠在房子一角。房前,用水泥浅浅抹了一层的院坝,边角处长了青苔。再往外,是一块旱田。这房子,与周围几家两层楼高瓷砖房相比,显得清冷。老支书的名字却早已从这简旧民房里,传到了山外的大千世界。